薛芳芸 慎徽国医国学院 2019-04-13
北宋统治者“杯酒释兵权”，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使宋代的文人大都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及经济待遇；宋代统治者又高度重视和提倡医学、养生学，屡次颁布医学诏令，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医师的社会地位。因此，文人士大夫习医风气蔚然盛行，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宋代文人涉猎医学、热衷于养生的风气尤为盛行，形成了宋儒养生流派。如苏轼、沈括、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黄庭坚、范成大等文人，他们大都懂医术善养生。今天小编就带您看一下文坛巨匠苏轼身体力行为中医药做出的贡献。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坛巨匠。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冠绝当代，而且在医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他搜集验方、编撰方书，施方舍药、救疗民众，宣传中医、遏制巫风，例建病坊、安民济世等，对宋代医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以及儒医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祖国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一、搜集验方，编撰方书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每到一地，他都注意收集有效验方，施方舍药，解救民众之疾苦。他特殊的仕官经历，使医方来源广泛。有来自于亲朋好友、民间、宫廷、医书、医家、僧道等，也有一些是自己的家传秘方。

1.圣散子方
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当年大疫流行，死人无数。忧国忧民的苏轼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恰逢好友巢谷来此探望，用家传秘方“圣散子方”医治时疫，疗效迅捷，活人无数。苏轼感慨万分，特作《圣散子序》盛赞：“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并央求巢谷传授此方。因是祖传秘方，巢谷有所顾忌，不愿公诸于世。后经苏轼反复劝说，加之宋代当时的社会风气要求秘方公开，把私藏禁方耻为不道德的行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命令时人奉献其秘方。在这种情况下，巢谷勉强同意传授给苏轼，并要求他指松江水发誓，不得传其他人。这样才得到了弥足珍贵的一方，苏轼对医学方书的嗜好可见一斑。

2.王荆公偏头疼方
王安石为相时，正在朝中理事，忽觉头痛欲裂，于是奏请皇上回家治疗，神宗令宫中一小宦官奉上一小金杯药，赐之，王安石用后，立马头痛消除。第二天王安石入朝面谢神宗，神宗并赐之此方。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有详细记载：“王文公安石为相日，奏事殿中，忽觉偏头痛不可忍，遂奏上请归治疾，裕陵令且在中书偃卧。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赐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即时痛愈。明日，入谢，上曰：‘禁中自太祖时，有此数十方，不传人间，此其一也。’因并赐此方。苏轼自黄州归，过金陵，安石传其方，用之入神。但自目赤少时，头痛即愈。法用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使人滴入鼻窍。”《苏轼文集·裕陵偏头痛方》里也有记载：“裕陵（神宗）传王荆公偏头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芦菔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虽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之，已愈数人矣。”生萝卜汁滴鼻，取其辛散之力，滴入鼻腔后被迅速吸收，起到通窍活血的效果，同时改善促进脑部血液循环，缓解偏头痛。

3.服威灵仙法
苏轼一生南北颠沛，加之对儒道释三家思想兼收并蓄，在他的朋友中，既有达官贵人、贤士大夫，也有渔夫樵民、僧道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苏轼文集》记载服威灵仙有二种方法。其中一法来自眉山一亲戚：“净洗阴干，捣罗为末。杂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为散，酒调。牛膝之多少，视已气之虚实而增减之。”老家眉山的一位亲戚，患了严重的脚气病，久治不愈，以此法服威灵仙半年，彻底去除病根，后苏轼得到此方；另一法来自于“牢山一僧”：“取药粗细得中，寸截之。七寸作一帖，每岁作三百六十帖，置床头，五更初，面东细嚼一帖，候津液满口咽下。”高僧据此法坚持服用，“年百余岁，上下山如飞，云得此药方。”
苏轼还详细叙述了验其真假的方法，真正的威灵仙有五个特点：一是味道极苦；二是颜色深黑；三是用手掰折时脆而不韧；四是掰折时有细小的尘粉，如胡黄连状；五是折断处有黑白晕，谓之够鸽眼。还嘱咐服用时须忌茶。

4.服生姜法
苏轼的朋友中不少是和尚道士。僧道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常有医药活动。苏轼也常从他们那里得到医方。《服生姜法》记载了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时得服生姜法的经历和服生姜的详细方法：“予昔郡钱塘，游净慈寺，众中游僧号聪药王，年八十余，颜如渥丹，目光炯然。问起所能，盖诊脉知吉凶如智缘者。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姜能健脾温肾，活血益气。其法取生姜之无筋滓者，然不用子姜，错之，并皮裂，取汁贮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黄而清者，取其霞白而浓者阴干刮取，如面，谓之姜乳。以蒸饼或饭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盐米汤吞数十粒，或取末置酒食茶饮中食之，皆可。”聪药王还告诉他一个最简单的服食方法：把生姜洗净，连皮嚼烂，用温水咽下去。起初比较辣，稍久则否，后来就会觉得味道甘美。

5.倒粘子治疗夏秋痢下
苏轼宦游各地都非常留意当地的医药，即使在贬谪边远之地也不例外。在海南时，他曾发现民间使用一种叫“倒粘子”的草药治疗“夏秋痢下”，于是亲自采来经过炮制，制成丸剂，治疗自己的“小便白胶”、“大腑滑”，皆平复痊愈。“吾谪居海南，以五月出陆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樕丛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儋则已，结子如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亦颇苦沁。子活血，补血，研滤为膏饵之，又止肠滑。童儿食之，或大便难通。叶皆白，如白鼙（pí）状。野人夏秋痢下，食叶辄已……吾久苦小便白胶，近又大腑滑，百药不差。取倒粘子嫩叶酒蒸之，焙燥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业因名之日海漆，而私记之，以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煮为膏以剂之，不复用糊矣。”即，苏轼从“野人夏初痢下，食叶辄已”得到启发，研制出“海漆”药方。经临床试验，对治疗肠胃病有特效，苏轼称之为“奇药”。

6.治暴下方
在同僚中，无论上下，苏轼多能友好相处。在他们患病期间治疗的秘方成为苏轼索取的对象。《治暴下方》云：“欧阳文忠公常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贴，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利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苏轼认为，民间走访医术和验方并非不登大雅之堂，常有可取之处，因此，他也收集了此方。

7.四神丹说
苏轼在与医家的交往中，不仅从医家处索取医方，还向医家请教医方的问题。宋哲宗元佑元年，曾就四神丹的问题请教过名医康师孟。《四神丹说》介绍了四神丹的处方、用法、来源，以及请教名医康师孟的情况和后来的影响。“熟地黄、玄参、当归、羌活，各等分。右捣为末，蜜和丸，梧桐子大,空心酒服，丸数随宜。《列仙传》：‘有山图者，入山采药，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顷余以问名医康师孟，大异之，云：‘医家用此多矣，然未有专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师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争饵之，百疾皆愈，药性中和，可常服。大略补虚益血，治风气，亦可名草还丹。”
类似如上的例子不胜枚举，最终苏轼把广泛搜罗的秘方、验方，整理编撰成《苏学士方》，后人将其方书与沈括所撰的《良方》、《灵苑方》合刊，称作苏沈良方，为杏林医苑所称道，科学实用，久传不衰，至今临床中仍在使用。

二、施方舍药，救世济民

苏轼收集秘方、广蓄药物，并非仅仅为了自疗和自养，常常布施方药于他人，不仅为患者施方舍药，而且时常会为那些索求“翰墨”的人抄录一些验方医理而赠之。更多的是以书信的方式把一些秘方验方赠朋友。

1.“接骨丹”赠苏颂
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时得知天文学家苏颂意外坠马受伤，立马找出自己家传秘方接骨丹，匆匆差人送去，并附信一封：“适见人言，宗叔坠马，寻遣人候问门下，又知有少损，不胜忧悬，又不敢便上谒。家传接骨丹，极有神验，若未欲饮食，且用外贴，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匆匆奉启，不宜。”（《苏轼文集·与苏子容四首之二》）。后来又介绍庞安时为其诊治，“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医不识，故用药不应耳。蕲水人庞安时者，脉药皆精，博学多识，已试之验，不减古人。度其艺，未可邀致，然详录得疾之因，进退之候，见今形状，使之评论处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书，庶几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于利，某颇与之熟，已与书令候公书至，即为详处也。更乞裁之，仍恕造次。”（《苏轼文集·与苏子容四首之二》）。

2.“服松脂法”传米芾
松脂被认为是养生的药物，苏轼家传有《服松脂法》，苏轼常服之，受益匪浅，写信将此法传给著名书法家米芾：“松脂以真定者为良。细布袋盛，清水百沸汤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罩篱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捣罗细末尔，拌匀，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搅嗽，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齿毕，更以熟水咽之，仍以嗽吐如常法，能坚牢齿、驻颜、乌髯。”类似的书信在苏轼的笔记杂著中处处可见。（《苏轼文集·服松脂法》）

3.“圣散子方”传庞安时、施民众
苏轼贬黄州时，从好友巢谷那得到圣散子方，曾指松江发誓不得传人。然而忧国忧民的苏轼并未守信用，将此方又传给了好友医家庞安时，其目的有二：一是医治更多的病人；二是希望巢谷名字与圣散子方流传不朽。元祐五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春季瘟疫流行，苏轼公开圣散子方，以救民众之疾苦。《圣散子后续》记载：“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在疫情有所控制后，他安排人专门烧粥施舍穷人，并煎药施舍无钱请医的病患，最终战胜了这次瘟疫，苏轼与圣散子方功不可没。至于后来，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其原因不能完全归过于苏轼对此方的推崇和宣传。疫病复杂，种类较多，用者不能因地、因时、因人制宜，药不对症，势必无效甚至杀人。

4.“服威灵仙法”赠袁彦
元祐二年《与袁彦方一首》中，苏轼不但详细告知治疾方，而且还不厌其烦地把药物真伪的鉴别经验告诉对方。“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威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威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薰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qú yù）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加减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欀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苏轼文集·与袁彦方一首》）

5.“白术方”赠章惇
不仅是朋友，在苏轼的眼中根本没有仇人。曾经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小人章惇，苏轼也根本不记恩怨，还赠送自己的药方。在致章惇之子章致平的信札中，可以充分展现出苏轼宽广的胸怀，对于将要贬置海隅的章惇，他除介绍各种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外，还带病特地抄录了《续养生论》和白术方而赠之，介绍得极为详尽缜密：“白术一味。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细碎而有两丝，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润肥厚，远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极肥美，当用此耳。若世所谓苍术，不可用。细捣为末，余筋津难捣者弃之。或留作香，其细未曝日中，时以井花水洒润之，则膏液自上，谨视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数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咽百丸，渐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传。”（《苏轼文集·与章致平二首之二》）

三、遏制巫风，宣传医学

1.书《牛赋》宣传科学，遏巫风禁止杀牛
两宋时期，民间迷信鬼神，巫风盛行，尤其在南方，巫医的权威常常超越了真正的医生。元符三年，苏轼在海南，发现人们生病后信巫不信医，杀牛祭神驱鬼，十分痛心。其《书柳子厚牛赋后》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被流放的苏轼无职无权，为自己力所不及而悲哀，为愚昧的百姓而痛心，为无辜的耕牛而可惜。“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yūn），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记。”无奈之下，书写柳子厚《牛赋》，谴责有病不求医却滥杀耕牛的恶习，极力宣传科学知识，希望通过僧人之手得以传播，而移风易俗，治病救人，充分体现了苏轼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苏轼文集·书柳子厚牛赋后》）
《牛赋》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所作。柳宗元自比耕牛，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的事，却得不到好报。苏轼书写《牛赋》却是借用柳宗元对于耕牛的赞美，谴责有病不求医却滥杀牛的恶习。“牛之为物，魁形巨首……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

2.书写医药书法，传播医学知识
苏轼的书法在北宋首屈一指，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人皆仰慕，以能得到他的手迹为荣。他便经常书写医药书法赠人，借此传播医学。如绍圣四年，僧人昙秀来惠州看望苏轼，临行前苏轼专门抄录孙真人《千金方》数纸赠之，并托昙秀转赠其它僧友，一是以书法传播方药，二是求故旧以药惠寄。魏了翁曾见到苏轼所书《千金方》“书诸药法”。《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墨林方氏帖·苏文忠公·书千金方帖》记载：“仙者葛洪、孙思邈著有方书传世。《抱朴子》方最多，世未有试之者。若《千金方》，则试而验者多矣。坡公于其中录出此方，岂以其言高虚似《抱朴子》者。辄恨吾老矣，不能以身试方，当俟诸识者。”（沈括苏轼《苏沈良方》）。周必大也曾见过苏轼的医药书法，并以此将其比作唐代名臣陆贽。《省斋文稿》卷十八《题苏季真家所藏东坡墨迹》：“陆宣公为忠州别架，避谤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架时，其用意一也。”（陈邦基《墨庄漫录》）

3.医方题于墙壁，方便人们自疗
苏轼不仅常常把医方书于纸上送人，还喜将医方题于墙壁，供人抄录。元符元年（1099）三月，苏轼尝寓开元寺。书张耒（字文潜）论治眼、治齿语于琼州开元寺壁。《晚香堂苏帖》：“眼恶点灌，齿便漱琢。治眼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此张文潜之言也，而予喜书之。戊寅三月廿二日题开元寺壁。”（宋·何道·春渚纪闻）。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论治眼、治齿语也见于《目忌点灌说》：“前日，与欧阳叔弼、晃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灌，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兵当如商鞅之治秦。’此颇有理，退而记之。”

4.书以方板，揭之通会，痊疴愈疾
仁宗皇祐三年，政府诏令周应等人编撰了《简要济众方》，颁行天下，希望赐天下民众康宁之福，使百姓布受恩泽，跻之仁寿之域。仁宗嘉枯七年，苏东坡以大理评事身份担任陕西凤翔府判官，任职期间，他看到“穷远之民，或莫闻知”，将《简要济众方》重新公布于当地，“书以方版，揭之通会。不独流传民间，痊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希望人们感受皇上恩泽，了解医药知识，病者可抄录使用，解除疾苦。（《苏轼文集·书济众方后》）

四、论述医理，针砭时弊

古代医家与儒家的相通，首先是医家为了摆脱自己低微的地位，而后又有学者为了消遣、实际需要、道德要求等各种不同目的而接触医学。在宋代医儒相通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儒者乐于习医、谈医，与医交往，甚至开展一些医疗活动。诚然，他们的医疗活动与医家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的参与改变了社会习俗，其能量是医家不可同日而语的。
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自幼读书时就接受过有关医药的启蒙。据《苏轼文集·艾人着灸法》记载，幼时的苏轼就接触过艾灸方面的书籍，其后苏轼还陆续读过一些中医书籍，如《别药性论》、《千金方》、《外台秘要》、《伤寒总病论》、《王氏博济方》、《本草经》等等。苏轼还让自己多病的次子苏适也学医，“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

1.关于“求医诊脉”
在对医学的认识上，苏轼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其他文人通常的做法不同，他在延请医家诊治疾病时，常将自己的症状和盘托出，以便医者诊断辨证。他认为疾病千变万化，而诊断却又微妙难明：“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而大实有赢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福祸之异。此古今所病也。”世上像医和、扁鹊那样优秀的医家非常少，病家应有自己的办法：“病不可不谒医，而医之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数。骐骥不时有，天下未尝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终不徒死，亦因其长而获其短耳。”有些文人为了考验医家的水准，常隐瞒症状而试医，苏轼对此很不赞同。苏轼的做法是平时要用心了解真正的好医生，患病后把生命交付医家，全心相信医家，才能取得好的疗效。“吾平生求医，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苏轼文集·求医诊脉》）

2.关于“以意用药”
对于医药界的有些怪异迷信的东西，苏轼也极尽讽刺。在熙宁间，他曾拜谒欧阳修，陪同欧阳修游西湖，在谈到某些医家“以意用药”时大加鞭笞。欧阳修谈到：有人患病，医家问知病因为“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家便取被舵工手汗渍染的多年舵牙，刮下末来，掺杂丹砂、伏神等中药，饮之而愈。因此他说：“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以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请也！”苏轼不直接驳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做法，而是采用了归谬法，以此类推，“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jùn）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二人于是大笑。

3.关于“黄白之术”
黄白之术，是指道家所谓炼丹化成金银的法术。《东坡志林·延年术》云：“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病，死时中风搐搦。但实能黄白，有馀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苏轼列举了他听说过的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等道人，虽寿高近百岁，终不免一死。苏轼到了黄州，听说浮光（即光州）道士朱元经特别神奇，确实懂得黄白之术，并身体力行，最终却患病，中风抽搐而死，剩余的药金（指炼丹过程中产生的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假金银）都被入官封存。指出“黄白之术”即使能延年益寿，却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升入仙界。雅好此道者常常缘饰妄夸，说得天花乱坠，以欺瞒世人。体现了苏轼对炼丹术的科学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生死观。

4.关于“医学分科”
医学分科的成熟大致开始于宋代，对此苏轼有不同的意见。至今我们又在大力培养全科医生，也可见苏轼的先见之明了。“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苏轼是个全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冠绝当代，同时对金石、中医等颇为精通。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道理相通，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向医和、医缓那样医术全面而精湛，成为多面手。比如名闻天下的扁鹊，他来到邯郸，听说这里人尊重妇女，就做“带下医”，即妇科医生；来到洛阳，听说这里的人爱老人，就做耳目痹医；来到咸阳，听说这里的人爱小儿，就成为小儿医，能够随俗为变，兼通数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全科医生。

5.关于“为政如用药”
在苏轼从政的坎坷经历中有许多奏章，在奏章中苏轼也常以医喻政。“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巨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毒药乎！”“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苏轼借“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来比喻变法改革要稳步施行，不能急行冒进，否则会对江山社稷造成严重后果。

五、建病坊筑苏堤，安民济世

1.治理西湖，改善卫生环境
在杭期间，苏轼不计个人得失，以政事民事为重，积极主持治理了茅山、盐桥两条运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全面疏浚了灌溉农田千顷的西湖，并把挖出的淤泥草堆筑成横贯南北的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还以余力重修了关系着杭州人民饮水的六井，致使“西湖甘水殆遍一城”，事后还写了《六井记》，指出水井对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如何保证饮水供应与清洁的方法，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卫生环境、提高了周边居民的饮水质量，为一方百姓的健康提供了保障，起到了济世安民的作用。

2.设立病坊，安民济世
我国平民医院出现很早，南北朝时期，已有政府开办的“医院”，为穷苦病人治疗。南齐有“六疾馆”等，北魏有“医馆”。此后唐代又有“悲田养病坊”，由僧徒掌管。宋代由政府开办的类似医院的病坊、安济坊逐渐多了起来。

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54岁时第二次被贬杭州，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太守。恰遇杭州大旱，疫病流行，他以“圣散子方”活人无数。并筹集公款两千缉，自捐薪俸50两，于元祐五年，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头建置“病坊”，由僧人掌管，名“安乐坊”，创立了杭州的第一所医院，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合办的医院。病坊建成后，派寺院僧医管理，聘名医坐堂诊治，苏轼常躬身病坊，慰问患者，提出各种改进意见，大大提高了医疗水平；还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以防传染。三年间住院治好的病人数以千计。后安乐坊由政府接管，更名“安济坊”，周辉《清波别志》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缉，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由政府接管，易名“安济坊”。宋徽宗时期也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不少病坊。

3.尊重生命，请求为病囚医疗
史书记载五代时，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唐代，有病的囚犯发给药品并开械，准许四徒家属进监侍候病囚。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床代的一部法典，其中对于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都制定了措施。狱囚有疾病，给医药救疗；重病者脱去枷，允许家内1人入禁侍候。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即时差人诊候治疗，病痊后，据所犯轻、重决断。

元丰二年（1079）苏轼也曾奏请医疗病囚，在《乞医疗病囚状》中提出专医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落实医疗费用，奖励有成绩之医疗人员。《乞医疗病囚状》首先指出：“囚以掠答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于是根据《周礼·医师》的考核制度，提议“臣愚欲乞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因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从。其上中等医人界满，愿再管勾者听。人给历子以书等第。若医博士助教有阙，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如此，则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而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苏轼文集·乞医疗病因状》）。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奇才、全才。他骨子里渗透着儒家的“仁爱”、“厚德”思想，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因此无论在朝还是被贬，都以天下为已任，关心百姓疾苦，救世济民。他又受道家、释家思想影响，顺应自然，尊重生命，普救生灵之苦。因此收集验方、编撰医书、研究医理等，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养生疗疾，而广泛施方舍药，传播医学知识，创建“病坊”等一系列的医疗实践活动，都起到了救疗百姓、安民济世的作用。虽然他的医药活动不能与专业医家相比，但他起到的作用又是普通医家所不能比拟的。对宣传医学、普及医药知识，对儒医的产生、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祖国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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