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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作 者:刘文瑞、赵向阳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科学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东西之分,别想歪了!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一、巨大的撕裂与急需的疗愈

此次疫情中,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大众舆情与专业研究、中医与西医、甚至某些地区的民众和其他国人之间的撕裂极其严重,这种撕裂的伤口急需弥合。

本来应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微信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各种观点和资讯明争暗斗的战场。那些涵养好的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说自话,相安无事。而像我这种性格激烈、立场鲜明的人,干脆直接拉黑了许多与我三观不合、曾经无数次在朋友圈里传播谣言,最后被反复打脸,但是不思悔改的人。

坦率地说,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受教育程度都挺高的,“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嘛,基本上都是本科硕士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博士所占比例肯定是最高的。不是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就是管理学院的MBA毕业生,或者就是我认识的一堆中小企业家、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等。但是,最令我叹为观止的是,疫情就是一个照妖镜,让许多人的真实水平暴露无遗。

我深深地忧虑,那些我所看重的科学精神,包括基于证据、假设检验、理性表达、谨慎判断、包容开放、精英主义等品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何等稀缺。我甚至认为,比疫情更可怕的就是钻进某些人脑子里的病毒,我称之为“精神蛊”、“心理蛊”和“信息蛊”。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相关阅读和思考。我曾经起心动念,想写一篇关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文章,用这篇文章来回应此次疫情中的种种乱象,但是,一个月前应正和岛的约稿,忙于写作《中小企业别吓死自己》《疫情过后:中日关系的第四次高潮,要来了吗?》《大变局下:中日关系的同参共进,准备好了吗》等文章,一直没有动笔。我也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完成。

疫情过半,我打算致力于弥合这些撕裂的伤口。而在所有的撕裂中,我希望首先弥合的是中西医之间的撕裂。我希望以我所恪守的中道精神和科学哲学谈谈我对中西医的理解,促进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和解,至少也要相互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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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对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虽然我受的训练中(理论物理、实验心理学、创业管理、科学哲学等)西方科学的范式远大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对中医和中医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一点敌意。相反,我在尽力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也深得其中的一些妙趣。

201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四五千字左右的短文,谈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对接,如何促进文化双融,如何开拓新的研究思路等。这篇发表在《管理学报》上的学术论文被长江商学院某教授看到后,误以为我是国学大师,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学员做个演讲,被我断然拒绝。

我觉得自己在国学方面的学习,尚且在入门阶段。

关于中医,我的岳母就是一名卫校的退休教师,曾经拜师研习中医。我们家人如果有头疼脑热一般也都是吃中药,所以,我不反感中医。

我自己甚至在2005年,也就是我在德国做博士研究的后期,还与一个生物物理学家一起,基于现代物理学的各种理论,比如振子、电磁波、驻波、干涉、黑体辐射、耗散结构、对数正态分布等概念,发展出来一套理论来解释中医中的经络和针灸。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皮肤电的方式定量测量一个人是否处于心情平和、抑或焦虑和抑郁状态,也算把中医的“望闻问切”做了一点现代化。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医和管理实践很相似,都是一种实践智慧,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hronesis。它们是一种经验理性,但是,很难用西方近现代所发展出来的分析性框架来研究。

熟悉我思想观点的学术界朋友,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了对抗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进行了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致力于采用一种多元方法融合的、具有在场感的共在性范式研究管理问题。

具体到此次疫情中关于中医的形形色色看法,我的基本立场是:既看不惯那些中医黑,更看不惯那些把中医捧上神坛的神棍和巫医。他们枉顾事实,蒙眼狂奔,不坚持基本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仓促之间就要做出断言式的判断,宣称中医如何了不起等。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即使中医还没有被西医打倒,倒是被这些神棍和巫医害得臭大街了。

非常凑巧,前几天在微信里与刘文瑞教授闲聊的时候,他发给我一个他关于中医的聊天记录,我看了以后非常赞叹,便极力怂恿他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就变成了下面的文章。为此,我自告奋勇写这篇推荐语,多说几句。

刘文瑞教授是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忘年交。刘教授所受的专业训练是史学,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是组织和公共管理,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

他从史学角度对管理学的研究在国内几乎属于独一份。我通读过他的很多文章,包括许多未发表的手稿,受益匪浅。他的研究把我带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的遥远过去,同时又对当下的中国管理问题产生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我惊讶于刘文瑞教授年轻的时候竟然认认真真地拜师学过中医,他所写的这篇文章中关于中西医的看法甚合我意,令我击掌赞叹。虽然这篇文章只是基于微信聊天记录的扩展,不是一个全面论述中西医问题的大文章,但是,我认为,刘文瑞教授所秉持的中道精神才是中医的精髓,它完全不同于那些满嘴跑火车、叶公好龙、有中医癖的所谓“知识分子”。

中医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中医和中国的社会管理、组织管理事实上是一脉相承,一通百通,因为它们都是复杂的巨系统,需要辩证思维。

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仅仅是古人在职业选择上的殊途同归,更多是因为两者之间在理论和方法的异曲同工。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药王”孙思邈雕像(图源:IC photo)

三、比正文更精彩的是微信私聊

刘文瑞教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的文字干净内敛。只有在我这种朋友面前,才偶尔露一下峥嵘。本文成稿之后,我和刘文瑞教授在微信里有过更多对话,我觉得这些对话把刘教授在正文里面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充分表达了出来。经过同意,我把刘文瑞教授的部分文字摘引在这里。

“我关于中医的那篇文章没有放开说。仅仅在最后几句题外话中略略显露了一下。我写这个就是准备两头受气的。一头,要受民粹派的白眼,另一头,要受科学派的白眼。”

“那些用单方偏方赞扬中医的,等于说农村老太太超过孔孟荀韩,最终会走向民粹。那些认为中医要彻底淘汰的,等于说有了泰罗就可以不要柏拉图,最终会走向强权(就是以强制手段推行科学,实际就是计划经济思路)。而这两个方面有可能已经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危险。”

“在中医问题上,假学者都现形了,好多教授都一个一个出来跳大神。”


“社会上关于中医的认识有很多需要辨析的东西。《神医喜来乐》是娱乐,不是介绍中医。历史上神化中医的是道教。从扁鹊到张仲景都很低调,葛洪就开始神化求仙了。孙思邈不是医家(最多是药家),是道教推崇的,传统医学界不认他。”

“我为什么要拿出曾国藩和章太炎来说中医?因为他们两人是公认的传统文化弘扬者。他们对中医的不信和批评,是否能作为我们那些大神的一面镜子!”

以下刘文瑞教授的正文,请君仔细品读。并且思考一下中医的辨证施治和管理咨询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医所推崇的实践智慧和情境意识与企业管理实践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还没有悟出来,嗯,就该打屁股啦!哈哈。

四、结语

对不起,本来只想写两百字的推荐语,一动笔就写多了。已经写得和正文一样长了。我这纯粹就是“借别人的坟头哭自己的伤心”。积蓄已久的许多愤懑,终于稍微一吐为快!

做学问就是进行严谨的对话。与书籍对话,与学者对话,与实践对话。我欢迎一切严谨的对话。对话不一定要非在同一个频道上(学术范式和学术领域),但是,要在差不多的同一水平上(理性智慧和艺术品味)。咱们别胡来!

最后,我说我下过功夫研究过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那是真的,不骗你。但是,在这篇推荐语我不打算“秀肌肉”,就这个主题谈论太多,因为这里不是我的主场。如果真的不服,想见识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功力,随时放马过来!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略谈抗疫背景下的中医与传统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目前的新冠肺炎治疗,由于西医明确无药,完全靠自身状态抗病,中医药乘机大放异彩,但同时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声音,值得辨析。

举一反三,从中医看传统,从传统说管理,从管理思社会,考验人们的眼光和脑力。最起码,有关中医药的声音,可作为真假学者的判断依据。

中医一词,用“国医”可能更准确,与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更匹配。但随着时代演化,中医一词更普及,已经成为习惯,本文从俗。

一、中医与单方偏方

谈到中医有很多说法,常见的有“单方治大病”,“偏方有奇效”,“高手在民间”等。

笔者想提醒赞颂单方偏方的人:正经中医原理,是排斥单方偏方的。

中医的底子,来自《黄帝内经》和《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医理论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和经络体系,是系统观和整体观。这同单方偏方是对立的(但重视验方,理由见下)。凡是把单方偏方与验方混淆到一起的,从中医理论看就有骗子嫌疑。

中医的系统性是各种传统理论中最强的。当然,它的系统无法进行科学验证。经络理论体系非常严密,但就是无法做实体验证。中医的五脏六腑,必须由手足六阴六阳十二经络连接为整体,不然就是元素论而非系统论。

就中医原理来说,对单方偏方的态度,恰恰是测验中医的方式之一。而当今大部分人在这方面是混乱的糊涂的。中医药的经典方剂,通常拒绝单方,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独参汤(单一用人参),除此再无载入史册的单方。

当年笔者学医时,师傅曾经叮嘱,白虎汤可单用生石膏(张仲景原方为复方,为生石膏配之以知母、甘草、粳米。但教我的师傅曾特别强调,针对大热之症,白虎汤可变化为单一用生石膏,故印象极深)。

中医诊断都要讲望闻问切,用药都要讲君臣佐使。药方要按照中医理论的整体性配伍。君药是主治,臣药是辅助,佐药是帮衬(或增强药性,或中和药效,或制约毒性),使药是引子(按照五行生尅和经络关系导引)。一般情况下,单方不成立。

对于偏方,中医的态度就像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

当今单方偏方的兴起,与面向民间的征集和现代医学的验证有关。因为民间流传的东西往往缺乏严格的配伍,而现代技术验药,越单越偏越好操作。

谈中医离不开针灸。针灸确实有用,但不能拔高,更不能说神。针灸建立在经络理论上。不懂十二经络和奇经八脉,就不可说针灸。阿是穴是例外(相当于方剂中的验方)。验方最终会纳入配伍体系,阿是穴最终会纳入经络体系。

二、中医与科学验证

有人说中医是玄学,有人说不是,变成口水仗。

中医是完全不能科学实证,但又是完全来自经验理性的学说。从经验角度说,中医不是玄学;但从不能实证的角度说,中医又是玄学。关键是如何定义玄学。

在实验科学立场上,说其玄学很正常。但要注意它的经验性而非超验性。很简单,中医无法用实验科学来验证,但它的所有学说都建立在古人经验基础上。阴阳五行,尤其是五行的相生相尅关系,全是古人经验。当然,今人可以看不起这种经验,但不能否认它是经验。正因如此,中医承认验方。

不能用现代科学验证中医,不等于不能验证。而古人的验证恰恰是在非科学基础上进行的。尤其要区分的是,非科学、不科学,不等于反科学。古人的经验不是臆想。科学要有边界概念,超出科学的部分不能看作臆想或妄想。

有些人所谓的科学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本身。科学加上主义,就变成了信仰;信仰无边界,就会盲从;盲从而不讲理,就会迷茫;迷茫而无头脑,就会癫狂。科学是可质疑、有边界、符合理性的,而科学主义是不许质疑、没有边界、只讲站队不讲理性的。

科学主义,就是打着科学旗号的真迷信。科学主义恰恰是“五四运动”以来影响中国人科学观念的东西,即排斥科学精神中的怀疑和追问,迷信科学结论,否定科学边界,把对科学的尊重变成无条件崇拜。对中医的批评有不少来自科学主义。

关于传统学说,只能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依据,不能说完全没依据。如果不考虑后来与近代西方科学的对接,仅仅从理念看,古希腊和古中国可以媲美。但考虑催生近代科学的前景,则古希腊胜出。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实际就是争这个。

上面所言,没有涉及中医知识,但基本把中医的框架和性质说清楚了。它来自经验,不是实验。它不科学,但不反科学,只是同科学主义对立而不相容。

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北大吴国盛的著作比较到位。我就不赘述了。

笔者个人以自己对中医的认知和经验认为,中医不能与西医融合,中西医结合是失败的。中医的现代化,至今未找到路径(这是个争论话题,在此不做深入讨论。有兴趣而且打算探讨者,可以先看看章太炎的医学著述作为基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巫医不分时代,单方偏方更接近于巫;而一旦进展到验方阶段,则成为医的素材。

三、中医治病的方式

中医方剂(俗称汤头,背诵《汤头歌诀》是中医的入门功夫)不用死方子,必须根据每个具体人的脉象症候望闻问切加减调整。凡是用一个方子面对大众的,都是西医化的中医,都没有辨证施治(附带指出一点,凡是用辨证施治这个词的,一定要注意“辨”字和“辩”字、“证”字和“症”字的不同。没有这种字义的精准辨析,就无法进行讨论)。

举例来说,中医与西医的差别,是师徒传授和班级教学的差别。中医面对的是具体的人,西医面对的是共同的病。

由此推论,中药除了汤剂之外的成药,也必须变化使用。现在那种一种成药应对许多病人(同一病症)的做法,是西医方式而不是中医方式。大夫即便开出一个最简单的“四君子汤”,也要通过诊断针对具体病人情况调整药方配伍,甚至要对某些药物加以特殊炮制。

中医药治病是有不足的,这种不足来自于经验的有限性。真中医从来不神化自己。这一点,暗合现代社会科学的有限理性思想。

好中医绝不保证疗效,也不自吹神医。都是先说不懂,再说不治。判断网上谈中医的帖子是否靠谱,首先看是不是神吹。而现代医学先说不治这一点,同传统国医精神相通。手术前的签字就是如此。传统中医书籍,都是先说不治,再说不神,非常谨慎。

要识别假中医并不复杂。实际上前人在前科学阶段已经有足够的警惕。例如,曾国藩就有三不信:不信佛,不信医,不信风水。对医,曾国藩的话很有意思。他在家书中说,乡间良医十之三,庸医十之七。良医误诊十之三,庸医误诊十之七。所以,求医不如自己注意饮食起居。(见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谕纪泽:“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尤其要注意的是,曾国藩是在未接触近代西医的时候如此判断的。推崇中医者,不可回避曾国藩这种态度。

四、中医药典籍的价值

当今说中医药的,有很多不靠谱,没读过最基本的中医药典籍就信口开河。即便读了的,也不用脑子想想它的价值所在。

关于中医药典籍,社会上误解极多。《黄帝内经》的意义,首先不在医学而在哲学;《本草纲目》的意义,首先不在药物学而在类型学。把握这两句,就可接近其本质。而它们的哲学和类型学,固然不是科学,但在前科学阶段是最接近理性的。

“过分吹捧或贬损中医,都不靠谱”

这里就需要特别强调“理解之同情”了。有历史学训练和没有历史学训练,往往在这里出现差别。那种嘲笑司马迁的知识存量还不如当今一个中学生的,讽刺李时珍的药物功效按照当代科学属于胡说八道的,其失误在于缺乏理解之同情。

不管这些典籍在今天看起来多么落伍,多么荒唐,它们属于历史认知,而且由此形成文化积淀,这种积淀至今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是中医世家,他自己也有中医著作。起初,章太炎认可中医的理论体系,后来在西学影响下,他对中医理论产生怀疑,批评过《黄帝内经》的“傅会灾祥”,只赞扬中医的务实风格,尤其推崇张仲景,并倡导中西医结合。

但他并未能彻底颠覆阴阳平衡与五脏六腑生尅关系的中医学说,实现西医与中医的对接。恰恰相反,在章太炎的研究中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维造成的定势。作为一位由革命家走向学问家的文化名人,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就能发现,在激烈的革命之中,传统造成了路径依赖,文化决定着行为模式。在与传统作最彻底的决裂之努力中,传统会无意识地支配当下。

当今在企业、在社会,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掌握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奥秘,变无意识为有意识,而不是简单模仿或者复制古人。说到底,我们要走向未来,而不是回归汉唐。

如何看待中医,同如何对待传统息息相关。能否在无意识行为中提炼出有意识,把不知变为知之,进而激励、调整、管控人的行为,可以从对中医的认知中得到启示。

一个企业家,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可能是良医国手;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则更像江湖游医。某一战略成功后还能知道自己的局限,有可能靠近张仲景;偶尔成功便自吹自擂,则更可能靠近张悟本。

五、几句题外话

现在对中医的赞扬,有很多不靠谱。例如,中医是否便宜?网上有说因为中医不赚钱而被排斥,这种说法根据何在?实际上当今中国看病,无论中西,最贵的是药物器材检查费,医生诊费则几乎可以忽略。

至于中西药哪个便宜,要看具体情况。用治疗牙疼的甲硝唑为例,甲硝唑很便宜,但一旦有中药复方,加上人工牛黄,就贵得离谱。推荐中成药的,恐怕需要核算一下。中成药与西药哪个更赚钱,需要专家去算账,而不是自说自话。

目前的局势是,赞扬中医的,不靠谱;批判中医的,也不靠谱。不是借助政治正确打击对方,就是不顾情境强词夺理。

面对骗人坑人者,我们应当提醒的是:中医由于很难科学验证,所以江湖骗子居多;西医由于来自分析技术,所以拙劣工匠居多。我们只能自求多福,增加自己的辨识能力。

疗效的衡量十分复杂,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医西医都有安慰剂,都存在治疗与自愈的关系。以中兽医为例,根据本人多年前的经验,按照《元亨疗马集》治疗大家畜(牛马等)的肠胃病,有效的比率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中医完全是安慰剂的观点也有偏差,因为马牛没有自我意识,怎么可能有安慰效应呢?另外,家畜不治也能自愈和治疗后的痊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看得出来的,饲养员的认可是根本。总之,中医的疗效判断,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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