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氏診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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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论中医药与赤脚医生制度实践效果
1955年,毛泽东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  1913年,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中医之长处,在于讲气脉,重系统,由此而导致常人难懂,难免失之于虚;西医讲实验,重表象,由此导致无视系统,舍本逐末。

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说:

“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

西医的科学,更多的体现在“外在形式”。

伟人一发言,便是卓尔不凡。

二  1953年,在杭州刘庄宾馆,毛泽东说: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955年4月,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超越“四大发明”,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类的生存繁衍,其它都是妄言。

1954年,毛泽东说: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当时,卫生系统中的权力人物,认为中医不科学,以各种政策歧视、排斥中医,力图让中医“自然消亡”。这段话,毛泽东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说的。

中医药护佑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几千年,直至六亿人口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实验。

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事实胜于一切雄辩。



三   作为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医药予以保护、传承、发扬光大,否则就是犯罪。

1954年,毛泽东批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同年,毛泽东指示:

“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四  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并不是要排斥西医药。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此,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带着一群脚穿草鞋的农民,打下了一片锦绣河山。

毛泽东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6年,毛泽东说:

“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要积极地学习西医,但是,决不能套用西医。学习西医的目的,是为了借鉴西医,发展中医,使中医发扬光大。

1971年2月,周恩来说:

“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医药的“西医化”倾向。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五 五十年前,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主导了一场关于中医药实践检验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村。至今,几亿亲历者,还处于身强力壮的年龄阶段。

1968年,毛泽东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合作医疗好”。

全国大队(村)一级设立了“赤脚医生”,同时,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行了。这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提供最大福利的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农村出身的50、60、70后们,无不受益于这一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于廉价、有效的医药。“赤脚医生”主要手中两件宝:银针、草药。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赤脚医生”人手一册,大医院的医生也人手一册,普通百姓买来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发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

立足于银针、草药的赤脚医生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想,茅于轼先生的话应该是非常权威的:

“他(毛泽东)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比如医疗方面,教育方面,中国的成就按照国民收入的水平而言,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前我国的平均寿命,教育普及率,婴儿死亡率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改革以后这些指标很少有改进,或者干脆就没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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